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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來自hexun新聞
王健林200萬元提案的議政訴求
從花200萬元做提案，到持續關註民企減負，再到贊助足球、捐助南京市政府重建大報恩寺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一直在用積極的方式和態度，尋求和諧的參政議政方式，以及與政府的理想關系。■文/本刊記者 丁保祥去年花費200萬元做的提案，僅收到財政部百餘字的回復。委員王健林直言“他們是在糊弄我”。在去年的兩會上，王健林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與不滿。針對回復意見，萬達集團董事長在評價欄裡勾選瞭“非常不滿意”。在去年6000多份提案辦理回復意見中，這是唯一的“非常不滿意”。200萬元提案引來的交鋒“去年，國傢強調擴內需，我打算寫一份促進消費的提案，正好也要開一個相關論壇，就花瞭200萬元請尼爾森公司做調查，重點是看中國每年有多少人出境旅遊，購買奢侈品情況如何。”王健林如是說。“尼爾森公司給出的數據是，2010年中國人出境遊購買奢侈品金額高達700億至750億美元。我又查閱國傢旅遊局年鑒，裡邊的數據是300億美元，但隻是估算。進一步瞭解後，我認為700億美元應該是一個比較接近的數據。”王健林說。“這就相當於5000億元人民幣，按照10%的低稅率來算，至少有500億元的稅收沒有瞭。“很認真地搞瞭調研，進行幾輪的討論，內容精簡又精簡，前前後後花瞭一個多月才寫出一份提案，建議降低奢侈品關稅，采取有效措施把購買奢侈品從境外拉回境內。”於是在2011年兩會上，就有瞭王健林提交的《打造中國內地的購物天堂》的提案，降低奢侈品進口稅是議案的核心訴求。雖然這也涉及到萬達旗下商業地產的利益，但畢竟也是在為整個行業的利益著想。2011年3月20日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對此做出回應：未來將通過促進競爭、完善物流體系、轉變和創新零售模式，減輕零售企業負擔等措施，解決部分國際奢侈品在我國的售價高於海外的現象。隨後，國傢稅務總局也透露，部分商品的進口環節稅收將降低，奶粉、化妝品、奢侈品等或在列，讓這些商品以正常途徑進口，防止稅收流失。然而，去年7月份財政部的回復卻讓王健林失望。“財政部的回復隻有一百來字，很簡單，就說感謝您對這個問題的關心，經過測算，奢侈品關稅在奢侈品價格中的貢獻隻有2%左右，降與不降都不會影響奢侈品價格。”王健林有些不服：“既然奢侈品關稅隻占2%，那為什麼消費者從海外購買商品，被海關發現後要征收20%的稅？”王健林的意見為何會遭冷遇？財政部的相關人員表示：“財政部的答復確實過於簡單，也不夠清晰。”但是，該人員也認為王健林的提案中存在概念混淆問題：“降低關稅，就能降低奢侈品價格，這是個誤解。即便關稅降為零，奢侈品價格也不會下降，這就是奢侈品的特性，其價格是剛性上升的。”因此，降低關稅和降低奢侈品價格之間沒有必然關系，而且“無論在國內買還是國外買奢侈品，擴大的都是國外產品的需求，與擴大內需無關。”實際上，建言與回復、質量與誠意，如此交鋒在近年來的兩會上已經成為熱門話題。而今年兩會，王健林的提案是《對首次置業和首次改善型置業貸款恢復7折優惠利率》。“促進房價合理回歸”是政府調控的新口號。但是“即使全國房價平均下降20%左右，老百姓也得不到什麼好處”。因為降價的同時，由於房地產調控，各傢銀行取消瞭此前首套房貸款利率7折的優惠，甚至實行利率上浮，這樣購房者的負擔反而加重。王健林還找瞭個靶子，“這一輪宏觀調控，在政府、企業、群眾、銀行四方利益博弈中，前三者都是失利方，隻有銀行是贏傢。”“所以，宏觀調控要想達到保民生的目的，除瞭大建保障房，還必須調整目前的信貸政策，對購買首套房和首次改善住房(賣掉唯一住宅，購買一套新商品房)的群眾，重新恢復房貸利率7折優惠的政策。”這一次，沒有對政策調控的異議，而是在政策的大氣候下，在改善民生、讓老百姓得到更多實惠的名義下，嘗試刺激中產階層的住房消費，進而使得房地產業更為活躍。王健林對政策的褒貶把握得可謂恰到火候。一直在呼籲的民企減負對於王健林們來說，一名資產超過400億元的企業傢的話語是否更具影響力？2008年，在全國政協會議上，王健林提交瞭《關於建立全國性政策性中小企業銀行》的提案，此舉受到瞭經濟學界的重視。2011年兩會上，王健林又提交瞭《緊縮政策下更要保護中小企業金融需求》的提案，呼籲國傢有關部門真正重視中小微型企業的生存發展，在當前貨幣緊縮形勢下，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中小微型企業融資難問題，避免金融緊縮政策再次傷及這些企業。在6000多份提案中，該提案被篩選出來作為重要提案，呈送給瞭相關領導。兩會之後，國傢相關部門對此做瞭回應。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在一次會議上表示，“工信部將在中小企業集聚的區域建立、充實和完善公共服務平臺……鼓勵中小企業融資性擔保機構的發展，重點推進省級中小企業融資性再擔保機構和擔保基金的設立，健全多層次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，多途徑、多渠道緩解中小企業擔保難、融資難的問題。”銀監會後來也正式表態，將逐步實施對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差異化監管政策。一年多來，中小企業融資早已經是與民間融資一樣敏感的話題。王健林的長期呼籲也給中小企業帶來瞭一些方便。可惜的是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，解決方案的進展十分有限。政策與執行相脫節，計劃與現實相脫節，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，還需要更多的王健林奔走疾呼。企業免稅是王健林在2012年另外一個重點關註的提案。這次王健林的扶助對象是微型企業，而矛頭指向的對象不是稅務部門，而是財政部。給微型企業免稅，“我認為這個問題實施的關鍵在財政部，不在稅務局，也不在發改委和工信部。”王健林談到，10%的大型企業繳納瞭全國90%的稅收，微型企業估計也隻繳納瞭1%左右。“1%的稅收考慮減免，對於國傢財政並沒有大的影響，何況國傢財政每年都是兩三倍預期增加，完全可以消化這個成本。但是如果能夠給出一個長期的政策，對於從業者而言就減去瞭相當大的負擔。”至於微型企業的界定，王健林的提議是30人以下。“如果很多人聽說不納稅瞭，就會積極投入創業，增強國傢經濟活力。”民企融資與減稅，王健林一直在推動，業內呼聲也很高，政府回應也有力，解決結果卻仍然有限。這項微型企業免稅的提案未來辦理進展如何，隻能拭目以待。組織層面的捐助模式2011年7月，王健林與中國足協開展瞭一項合作：三年內贊助5億元。這是1998年王健林宣稱“永遠退出中國足壇”之後的一次大回歸。這次回歸也有些政治意味，“之所以重新回到足球，首先是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，劉延東同志親自找我談話，希望我能承擔責任，大力支持中國足球的重新振興……”王健林在與中國足協的簽約儀式上如此表態。在贊助中國足協之前，王健林的一筆捐助更吸引人的眼球。2010年11月，南京市委、市政府舉行重建大報恩寺捐贈善款簽約儀式，王健林以個人名義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捐款10億元人民幣，用於大報恩寺重建。款項於2010年底一次性捐給中華慈善總會，由中華慈善總會分3次撥付給南京市政府。財經作傢張小平(博客,微博)分析，從嚴格意義上來講，王健林的10億元捐款算不上真正的慈善捐贈。因為根據《公益事業捐贈法》第十條規定：“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贈。”也就是說，政府不受贈是原則，受贈是例外。盡管王健林有公益善心，大報恩寺的確需要重建，宗教文化需要傳承，南京市政府接受王健林的捐款，不屬於法律許可政府接受捐贈的范圍，可能會成立一個基金會來管理這筆捐款。張小平分析這種行為“更多類似於國外的‘政治獻金’”，即是指對於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的個人或團體，無償提供的動產、不動產、不相當對價給付、債務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。為何這樣認為？究其原因，萬達與南京市一直都有雙贏的合作。在南京，萬達有許多具備廣泛知名度的商業地產：新街口萬達廣場，南京萬達廣場、萬達江南明珠、紫金明珠、萬達華府。重建大報恩寺，則是南京市政府為推進歷史文化名城的建設，一直都在想籌劃的大事，隻是苦於資金不足。王健林捐贈10億元，在為宗教事業盡心盡力的同時，也算是投桃報李為當地政府排憂解難。政府所追求的是社會總福利的最大化，企業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，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利益重疊的部分。王健林就把握住瞭重疊的部分，“同政府之間構建瞭良好的戰略合作關系，在自身與政府目標相契合的前提下，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。”這種模式的捐贈，隻要是合乎法律和規范的，也算是一種新型的政商關系。“實現瞭從私人關系到組織關系的跨越，也算是政商關系的一種進步。”張小平如此撰文分析。在這種合作形式下，企業與企業傢不再是“單純地服從和依照政府的決策”來行事，二者也不存在利益關系。在組織層面建立與政府部門及官員之間的良好關系，從而弱化企業傢與官員之間的私人關系，這是許多企業傢可以嘗試的一種方式。或許王健林本人並不是這層意思，但王健林的捐贈博得瞭地方政府的好感，自然也能夠使自己贏得更多的影響力，增加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，甚至有可能贏得更適宜的政策環境。也許，用這種角度來分析王健林的慈善，是低估瞭他的熱忱，扭曲瞭他的初衷。“我想成為一個大慈善傢，首先成為中國最大的慈善傢，然後成為世界級慈善傢。”在2008年的兩會期間，王健林如此表達自己的慈善情結。那麼，和諧的參政議政的方式應該是什麼？政府部門與涵蓋社會各階層的政協委員的理想關系應該是什麼？在今年的兩會上，王健林的回答是：“互動，良性互動，面對面地溝通。”
新聞來源http://news.hexun.com/2012-05-10/14126087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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